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全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地缅怀他对教育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邓小平同志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一贯高度重视，特别是20年前，他领导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教育界带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老中青几代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生，一批又一批青年人重新得到了系统学习深造的机会，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的骨干和跨世纪的专门人才。邓小平同志总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角度来考虑教育发展与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他高瞻远瞩地提出的一系列光辉论断，包括从战略高度抓紧发展教育事业，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科技的关系，教育要承担起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历史使命，切实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等，曾经指引我国教育事业走出困境、取得显著的成就，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教育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谨以本文表达全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邓小平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新中国刚刚成立，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教育工作。在贯彻中央对旧有教育事业接管改造工作方针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明确指出党的各级组织都要重视学校教育工作，要依靠教师办好学校，充分相信、团结、依靠和尊重绝大多数教师和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1950年4月，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同志一起创办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经常抽时间到西南革大，与师生和校领导座谈或作形势报告，亲自过问学校的日常工作和教学计划，要求学校面向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干部和专业人员。1950—1953年间，西南革大共培训干部近十万人，为西南地区建设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同时也为西南地区旧教育制度的改造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1952年，邓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1956年中共八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与了中央的教育宏观决策，提出过许多重要的主张，如教育必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教育计划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配合，加强对学生的品德纪律教育，要普遍提高教师、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等等。1958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针对“大跃进”中不顾客观条件大办学校的现象，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上作了重点发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强调“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学校要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不能说是成功的”。60年代初期，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对于教育调整工作十分关心。1961年7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教育部起草的“高教60条”文稿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9月，经中央工作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正式发布试行“高教60条”。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高教60条”，在总结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196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高等学校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确定了一系列方针。此后，根据中央制订“高教60条”的工作精神，教育部又拟定了关于中小学和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工作条例。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分析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亲自参与教育调整工作，主持制订了比较全面的教育法规性文件，使中小学教学质量和高校教学科研水平明显提高，60年代初期教育调整工作的顺利进展，使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同志于1973年第一次复出，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整顿教育，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期间，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全面整顿的重要文献，特别在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多次指示，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基础地位，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二十五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科学研究工作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四人帮”却把邓小平同志整顿教育工作说成是“复辟”，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1976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错误地打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恢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同志主动向中央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地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充分肯定了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就，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教育战线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解决一度比较迟缓，邓小平同志看到后十分焦急，组织一些老同志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调查，他审阅了调查报告并作了批示，还约见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谈话。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各地教育部门以及各单位知识分子的大量冤假错案终于被纠正平反。
高考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被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复出之前曾经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当年复出后不久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听到清华大学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入学后还得补习中学课程，尖锐地指出，那就应该称做“清华小学”、“清华中学”。与会的一批老教授和老专家情绪激动地希望国务院下决心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邓小平同志插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他当即决定，“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的讲话赢得了在场教育家和科学家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经邓小平同志亲自修改的教育部关于高校招生的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分别有570万人和610万人报考，77级录取27．3万人，78级录取40．2万人，分别在1978年春季和秋季入学，此外，1978年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1．07万人。1979年11月初，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在短短三个月后，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律，为近十多年来我国形成多种层次和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
回顾这一阶段的历史，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亲自领导了对“重灾区”教育战线的大力整顿，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信赖和爱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果断地向“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发起冲击，首先选择了推翻“两个估计”这一牵动整个教育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突破口，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最早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战线之一。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作为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所作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公平竞争的原则，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也精神振奋，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和社会风气为之改变，而建立学位制度则为我国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逐步进入依法治教的轨道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竞争的形势和我国经济实力薄弱、资源不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强调教育是经济发展及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邓小平同志认为要真正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关键在领导。“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邓小平同志坚持“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他就指出，“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1986年在会见海外华人时他又说：到本世纪末，“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1988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同志从战略高度把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8月指出，为有利于人才的培养，我国的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改革。1984年，他明确表示，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十条决定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发现人才、用好人才。针对教育体制和结构不同程度地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1984年下半年，党中央在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把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多次听取教育部门的汇报，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构想和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年5月，邓小平同志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闭幕式并做了重要讲话，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这次会议没有合影留念，邓小平同志提议把钱省下来搞教育。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将教育改革纳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
邓小平同志站在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要求教育承担起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历史使命，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造就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明确提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1986年，针对少数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挑动学生闹事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他要求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来教育青年，坚决改变那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后来，在组织全党对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改革开放十年进行反思时，邓小平同志多次深刻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党的十四大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越来越得到全党的重视。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同志积极倡导尊师重教，强调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改善教师地位和待遇，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的关键。他提出，“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他要求有关部门“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根据这一指示精神，80年代初，从教育部批准北京市三名小学教师评为特级教师开始，建立了小学教师可以评高级教师的制度，大大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切实为教师队伍建设办实事，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两次表示愿意当教育和科技部门的“后勤部长”，呼吁“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1980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教师代表15000人，并与优秀教师座谈。从此，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领导干部都要在节日看望慰问教师。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1987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作为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理事长到中央有关部委募集资金。邓小平同志听说后非常赞成，他还风趣地说：“‘王胡子’要钱，应该给，他是为人民办好事。”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力行，对调动广大教师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积极性，对近年来正在逐步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国规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1993年，国家颁布了《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同时在教师内部建立了激励和奖励机制，对教师住房采取了优先和优惠政策。
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后教育进入正常运行轨道的关键时期，卓有远见地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指导方针。他明确表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是面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四有”新人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必须使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手段以及教育体制能够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曾就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调整学校结构和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制定加速发展广播电视远距离教育等措施都作过具体的指示。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早在1977年，他就敏锐地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教材编写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用房问题，指示中央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从国外引进大中小学教材样本供国内编写教材参考。在他的关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8个省、市、自治区选调了200多人参加中小学各科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还聘请了45位国内知名专家担任编写各学科教材的顾问，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1978年9月，全国中小学开始使用新编教材。1983年，邓小平同志还在百忙之中专门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名，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校教材建设的关心与支持。
邓小平同志认为，教育要面向世界，要参与国际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的激烈竞争，就必须立足本国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注意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教育方法。70年代后期，他就提出通过引进智力和派遣留学人员，广泛地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只是派十个八个。”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同世界上154个国家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向60多个国家派遣了近千名汉语教师，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聘请了5．8万多名外籍教师、专家学者来华任教或短期讲学。同期，我国共派遣留学人员近30万人，分布于103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出国留学人员，邓小平同志要求尽力创造他们回国工作的各方面条件，并表示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学成后回国服务，留学人员回国人数已达9万人，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多年来，我国与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也非常活跃。1980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中国从此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1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教育项目，15年来，我国已经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吸纳教育资金达26亿美元。同时，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对华资助教育项目经费近5000万美元。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教育要面向未来，就是因为教育周期比科技开发和经济活动的周期都要长，教育效益往往在十几年或几十年后才逐步显现出来。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深刻地指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早在10多年前，他就对未来信息技术对现代化建设及教育事业的影响提出了对策，“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1990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救助失学儿童项目题写“希望工程”四个字。1992年6月10日和10月6日，希望工程办公室收到了署名“一个老共产党员”的3000元和2000元两笔捐款，都是救助广西百色地区失学儿童的。经工作人员多方查找，终于发现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同志，他在退休后还从自己的稿费中省出一些钱支持教育，时刻关心着祖国下一代的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指引下，全党全社会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在逐步提高。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教育提高到全党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党的十四大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号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93年发布了到本世纪末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强调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重申了实施科教兴国的跨世纪伟大战略。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始终从战略高度抓教育、依靠科学和教育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衷心的拥护，对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制定教育重大决策以及跨世纪宏观规划，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形势下，我们教育界深深地体会到，邓小平教育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行动指南。邓小平教育理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全面地阐明了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相互依靠、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明确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将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融入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邓小平同志坚信“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一再号召全党全社会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当前，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部署和组织教育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兴起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新高潮，从各级各类学校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建设，大力推进邓小平理论编进教材，进入课堂，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和教育广大学生。教育界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有决心努力走在全国前面，以理论学习来推动教育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学习，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共同开创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新局面。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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